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突破

——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论意义

岳广垠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文认为，作为这一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或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传统马列主义理论是革命年代的革命理论，时代特征的变化需要基本理论的转型，和谐社会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战争革命时代到和平发展时代的转型与飞跃。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初步实现了对传统理论的新发展与新突破。

社会和谐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当中，十 中全会作为执政能力建设重要内容的和谐社会理论具备了雏形，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使得和谐社会理论成为了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已经为理论界人士和实践中的人们所认知。但是，这一理论的理论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挖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众所周知，街谈巷议，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一词不仅未在党的文件中出现，理论界也鲜有提及。本文仅就这一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几点思考，不揣冒昧，就教于方家。

    一、和谐社会理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矛盾问题的再认识与新突破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这样，在革命导师那里斗争性被绝对化了，而同一性则降到了从属的地位。对立统一是事物的基本法则，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西方哲学看重“对立”的一面，东方哲学看重“统一”的一面。其实，承认两面，才是全面的理解；只承认一面，就是片面性。既然是两面的，就哪一面皆可以作为主要方面。到底选择哪一面，要由客观条件和需要来决定。斗争与和谐的主次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各种矛盾按其性质可分为“相反相成”与“相辅相成”两类。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时，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就是相反相成，是对抗性的。解决这种矛盾，就要革命，要强调斗争。而对相辅相成、非对抗性矛盾，我们就不能强调斗争了，而应强调统一、联系、依存、和谐。当今我们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诸多矛盾大量是属于相辅相成、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将“统一”作为主要方面。只能“和而解”，切不能“斗到底”。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事物的这种规定凸显出来，并逐步成为解决社会冲突与人际矛盾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在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大同小异，完全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互惠、互利、互补、互动，更应当以“和谐哲学”为指导。“和谐社会”是当代“和谐哲学”的一种体现。因此可以说这里孕育着对传统矛盾学说的新突破。

     二、和谐社会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突破

    传统的历史唯物论认为，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并且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本文认为还有两对基本矛盾——人的需要与社会供给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1、人的需要与社会供给的矛盾

    人的需要有物质需要、政治需要、精神需要、自然需要。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社会供给包括物质供给、政治供给、精神供给、规范供给。人的需要与社会供给的矛盾也就表现为四个方面：人的需要同社会生产供给的矛盾，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供给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供给的矛盾，人的自然需要同社会规范（国家的法律、意识形态、社会日常生活等规范）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历史唯物论教科书在讲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也“涉及”到了人的需要问题，但，是怎么“涉及”的呢？是在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时“暗示”出来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的生产力的时候，由于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的时候由于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引伸一下也可以做这样理解：生产关系能满足人的需要人就有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没有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应该“明示”出来。“明示”出来就是：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矛盾。这在实践上可以证明，逻辑上也成立。但这样说可能要担“历史唯心主义” 的罪名。其实，恩格斯说过，历史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历史发展总方向是在各种需要各种意志推动之下的人们行动之结果，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是合力。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人，是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要理想，不考虑人的公平正义的善良愿望，不重视人的需要，而在于理想变成现实要有物质生产等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这就是“唯物” 的要义。我们的有些“哲学家”总是把有形有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是否第一性作为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朴素唯物主义吗？生产关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吗？不是，但马克思说它是客观的；需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吗？不是，但列宁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性”。人的需要的客观实在性，明眼人自知，本文不具体论证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28个字就是要从方方面面来满足人的各种社会需要。传统历史唯物论教科书的确存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对这种倾向的矫正与突破。

    2、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虽然马克思说生产关系讲的是物的关系，但体现的是人的关系。可毕竟是“体现”，而且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外延过窄。理论要有明晰性全面性的概念与命题。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接明确而全面地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才真正体现了与自然矛盾相区别的社会矛盾的性质。

    为什么说效率与公平也是贯穿社会发展始终的一对基本矛盾呢？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提供和传输社会运动发展的能源和能量亦即动力；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社会需要动力。在一定的动力作用下，社会的每个成员或群体不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从事以生产劳动为主的各种社会活动，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社会也需要平衡。每个成员或群体都按照一定的规范各处其位，各得其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动力机制，社会就会陷于僵化和停滞；没有平衡机制，社会就会陷于混乱和动荡。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不仅要看这两大机制是否各自都具有良好的性质和功能，也要看这两种机制能否有机地结合，协调稳定地发挥其总体功能。动力机制的社会表现和衡量尺度，主要是效率。平衡机制的社会表现和衡量尺度，主要是资源配置的结构比例和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所以说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

    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也是贯穿社会发展始终的一对矛盾。社会要健康运行就必须形成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社会运行机制。效率与公平，协调社会就快速发展；不协调社会就动荡不安，甚至发生社会革命。

原始社会是绝对平均主义，很公平，而且是结果的公平。绝对平均，效率就极端低下，所以原始社会就蜗牛爬行般地缓慢发展了亿万斯年。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不公平的私有制的前提下，也有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比如在中国，这样的时候一般出现在新朝开国或某朝代中兴之时。一般在开国的时候，实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社会比较平稳和谐，也有效率，发展较快。汉朝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当某朝代到了皇家大兴土木的时候，吏治腐败官员财富大肆积累的时候，地方豪强巧取豪夺的时候，当社会失去了正义严重不公的时候，再赶上个灾年，最终民不聊生，弱势群体就要造反，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就总是改朝换代。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把握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社会就总是大起大落，好光景积累的财富到了农民揭竿而起之时就顷刻间化为乌有。所以中国奴隶与封建社会就发展异常缓慢。    

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里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所致。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导致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了，所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资本主义掘墓，建立美好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初，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16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听到这丧钟的响声；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算起，90年过去了，垂死的人没有死却活得虎虎有生气。因为凯恩斯取代了亚当·斯密，国家干预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了整体的计划性，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政策的实施调节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缓和了阶级矛盾。革命导师素养非凡，一身兼二任，既是科学的思想家又是革命的实践家。但是，作为革命的实践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反对了作为科学的思想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恒的。但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他谆谆告诫我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本文认为，当时资本主义动荡的社会局面不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而是，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高效率，几百年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历史的总和还要多），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不公平正义，工人生活没有保证）造成的。简言之，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激化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他老人家太理想主义了，对公平正义关注得过了头。本来在西柏坡的时候党中央设想，让民族资本再存在25年左右，可到了1956年就让她们嘎然而止了，实行了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的社会主义，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就提前降生了。所以结果是，生产者没有了积极性，不好好干活了；结果是，中国在1976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公平有了，但缺乏效率，最终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是有目共睹的。20多年平均9%的经济增长速度，2006年近21万亿人民币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四经济体。可是中国的阶层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太大了，教育的不公平，社会保障的不公平等问题太严重了。所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如果不能说是“动荡”，也至少是“不安”。当初小平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我们做起来实际上是不顾公平。这样下去，是有危险的。在可预期的时间里，中国仍有可能继续在经济的快车道上奔驰，但我们越来越深切地看到，中国这个成长中的巨人由于跛足令人缺乏安全感和愉悦感。我们在踉踉跄跄赶路，牢骚满腹干活，胆战心惊发财，如履薄冰保稳。弱势群体的街谈巷议或者麻木沉默，并不一定导致揭竿而起。在当代中国，他们更可能以漠然的方式冷眼旁观政治舞台的动荡，而在心中期许着更好的政治领导人或政治力量为他们带来生活的富足、价值的公平、社会的和谐。没有有效的平衡机制，社会公平不能实现，中国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随时有可能出轨，车毁人亡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中央提出要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这蕴含着历史唯物论基本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或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第二国际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能否通过和平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逐渐演变或过渡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否已经被通过有秩序的冲突而达成的阶级合作所取代？当然这些以前都统统被我们简单地指责为“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而批判之，抛弃之。提出这些观念的人在我们眼里都成了十恶不赦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叛徒。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批判地吸收”之原则下，也基本是批判或不理解。在新技术时代，当有人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我们忙于反击，却忘记了反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否到了采取新形态的时候了，我们是否僵化教条得太久了。

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斗争性和同一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人们解决彼此冲突的方式经历着主要以斗争的方式向主要以协商协调的方式转变。“和为贵”逐渐由理想的憧憬或个别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选择和普遍的共识。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事物的这种规定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解决社会冲突与人际矛盾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国际关系中的协商与谈判、各国民主的发展与社会协商正在逐渐成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中国在转型，世界也在转型，转型实践需要适应实践需要的宏观基本理论的变革。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的历史一直演绎着阶级的搏斗，民族的征伐，革命的洪流，残酷的镇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从家庭到村落，从民族到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争吵，是阴谋诡计的角逐，是明火执仗的厮杀。是生存还是毁灭？结果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选择，优胜劣汰。然而，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即使由于社会遗传与思维定势的巨大惯性不能向着理想目标径直迅跑，也逐渐反思到了协商、合作的必要性。邓小平独具慧眼，洞悉到几千年历史中回响的战争与和平的二重奏，正在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

传统马列主义理论是革命年代的革命理论，或者说，他们的学者素养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科学性，他们的论证，他们的体系依然启迪着当代的学者与社会大众。但是，其理论的革命特征与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结论与革命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很显然，160年以前的那场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其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能解决的矛盾，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再也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了，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他所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突出，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基尼系数太高了，所以穷人就要造反了。那是如同人的青春期的不更事，不全面，瞎折腾，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排斥了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法则成了经济学家的上帝，政府却成了“更夫”，只能起到“巡夜人”的作用，市场让政府走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所以才有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才有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周期，即经济危机。这恰好表明：政府应该闪亮登场了！而不是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更不表明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几乎同时产生，资本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验也是前后脚的事情。就仿佛是孪生兄弟。如果其中一个说，你已经腐朽了，我还年轻，该我来当家了，不是很荒谬吗？我们应该牢记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实际上已经为从二战之前的凯恩斯开始的西方学者们所认知，在理论上找到了许多有效的解决方案。从二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正开始的政治家们也在实践中在有效地解决着这些矛盾。当然，若是没有《资本论》的启迪，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恐怕还要在黑暗中徘徊许久。的确，他们学会了调节经济，也学会了调节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如西方学者所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悄悄滑向社会主义。

至于上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和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恰好表明，在一个工业、市场、民主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实行社会主义得到人民的欢迎是必然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心理深处就渴望“均贫富”。但当平均到来的时候，懒惰就成为普遍现象。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基础，物质财富没有充分涌流的时候，剩余产品没有达到人民没有必要再占有私有财产的时候，社会主义就没有物质基础，而且没有“自由人的联合体”运作的政治条件于社会管理机制，也没有作为必须的人文要素的精神文明，没有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大厦倾倒是必然的。这才是苏东剧变的最深刻的根源。也是中国改革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曾经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不久以前，俄罗斯的学者对马克思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伟大的简单主义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其理论的实质。无疑，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内在的社会和谐与和谐世界——是对这种简单理解的矫正与突破。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在实现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型。但此前，我们在元理论上一直遵循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指示，以避免由于理论上的纠缠不休影响行动上的坚定性、迟滞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应该具有统一性，和现实生活实践也必须是统一的。不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的思想就会无所适从，我们的实践选择也会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实践的发展变化已经要求我们在基本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到了重新梳理并解决基本理论问题的时候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