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战争革命时代到和平发展时代的转型与飞跃

岳广垠

社会和谐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当中；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使得和谐社会理论成为了理论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已经为理论界人士和实践中的人们所认知，和谐社会理论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需要，是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提供精神价值支撑的需要等等，已经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实，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熟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学者的脑海里也已经初步昭示出来。

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或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第二国际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是否已经敲响？资本主义能否通过和平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逐渐演变或过渡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否已经被通过有秩序的冲突而达成的阶级合作所取代？当然这些以前都统统被我们简单地指责为“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而批判之，抛弃之。提出这些观念的人在我们眼里都成了十恶不赦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叛徒。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批判地吸收”之原则下，也基本是批判或不理解。在新技术时代，当有人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我们忙于反击，却忘记了反思——我们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否到了采取新形态的时候了？我们是否僵化教条得太久了？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在革命导师那里斗争性被绝对化了。对立统一是事物的基本法则，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西方哲学看重“对立”的一面，东方哲学看重“统一”的一面。其实，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我们应看到其全面性两面性。承认两面，才是全面的理解；只承认一面，就是片面性。既然是两面的，就哪一面皆可以作为主要方面。到底选择哪一面，要由客观条件和需要来决定。斗争与和谐的主次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各种矛盾按其性质可分为“相反相成”与“相辅相成”两类。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时，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就是相反相成，是对抗性的。解决这种矛盾，就要革命强调斗争。而对相辅相成、非对抗性矛盾，我们就不能强调斗争了，而应强调和谐。当今我们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诸多矛盾大量是属于相辅相成、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将“统一”作为主要方面。只能“和而解”，切不能“斗到底”。（朱相远：一道必须破解的哲学难题《北京日报》12.11）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哲学层面蕴涵的思想飞跃。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考察，人类解决彼此冲突的方式经历着主要以斗争的方式向主要以协商协调的方式转变。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的历史一直演绎着阶级的搏斗，民族的征伐，革命的洪流，残酷的镇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从家庭到村落，从民族到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争吵，是阴谋诡计的角逐，是明火执仗的厮杀。是生存还是毁灭？结果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选择，优胜劣汰。然而，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即使由于社会遗传与思维定势的巨大惯性不能向着理想目标径直迅跑，也逐渐反思到了协商、合作的必要性。邓小平独具慧眼，洞悉到几千年历史中回响的战争与和平的二重奏，正在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和为贵”逐渐由理想的憧憬或个别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选择和普遍的共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使得事物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共生共存的一面凸显出来，协调、协商、对话、互利、双赢成为解决社会冲突与人际矛盾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国际关系中的协商与谈判、各国民主的发展与社会协商正在逐渐成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现今的世界不应该再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人类所追求得美好理想，正在“恶”的杠杆的推动下在走向他的对立面。和谐世界，或者说，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曙光。所有的个体，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正在学会对话。通过对话，建立合作组织，形成合作的程序与机制，从而血腥的两败俱伤的决斗正在变成按秩序进行冲突，并力求达到双赢。

中国在转型，世界也在转型，转型实践需要适应实践需要的宏观基本理论的变革。传统马列主义理论是革命年代的革命理论，或者说，他们的学者素养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科学性，他们的论证，他们的体系依然启迪着当代的学者与社会大众。但是，其理论的革命特征与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结论与革命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很显然，160年以前的那场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其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能解决的矛盾，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再也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了，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他所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突出，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基尼系数太高了，所以穷人就要造反了。那是如同人的青春期的不更事，不全面，瞎折腾，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排斥了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法则成了经济学家的上帝，政府却成了“更夫”，只能起到“巡夜人”的作用，市场让政府走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所以才有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才有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周期——经济危机，才有了阶级矛盾激化。这恰好表明：政府应该闪亮登场了，而不表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更不表明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几乎同时产生，资本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验也是前后脚的事情。我们应该牢记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实际上已经为从二战之前的凯恩斯开始的西方学者们所认知，在理论上找到了许多有效的解决方案。从二战前后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的政治家们也在实践中在有效地解决着这些矛盾。当然，若是没有《资本论》的启迪，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恐怕还要在黑暗中徘徊许久。但无论如何，他们学会了调节经济，也学会了调节阶级矛盾。占有股票的人群在扩大，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在社会化；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福利国家正在形成；政府经过人民的授权，民主不只是形式上的了，国家权力具有了人民授权的合法性；“人与人之间是狼”的社会关系正在为新兴的社会文明所取代，代之以对公平与正义、自由的平等权利至上，社会与政府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如西方学者所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悄悄滑向社会主义。

至于上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和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恰好表明，在一个工业、市场、民主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实行社会主义得到人民的欢迎是必然的，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心理深处就渴望“均贫富”。但当平均到来的时候，懒惰就成为普遍现象。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基础，物质财富没有充分涌流的时候，剩余产品没有达到人民没有必要再占有私有财产的时候，社会主义就没有物质基础，而且没有“自由人的联合体”运作的政治条件于社会管理机制，也没有作为必须的人文要素的精神文明，没有全面发展的人，所以理论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却变形为封建社会主义，最终大厦倾倒是必然的。这才是苏东剧变的最深刻的根源，也是中国改革的根本原因。严格说，中国发生的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打倒帝国列强。但是，革命最终是共产党人来完成了，自然就很急切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设想，建国后要允许民族资本再发展2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到1956年就嘎然而止了。结果是人们的积极性没有了，经济社会发展屡屡出现问题。出了问题就要斗争，就要继续革命。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特征一直持续到1976年。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现在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悄然转型。但此前，我们在元理论上一直遵循小平同志“不争论”的遗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建设方面是滞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应该具有统一性，和现实生活实践也必须是统一的。不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的思想就会无所适从，我们的实践选择也会是互相矛盾的。实践的发展变化已经要求我们在基本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到了重新梳理并解决基本理论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