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内容与根本保证

——给党政干部所做的社会主义和谐系列演讲之一

岳广垠

        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和谐社会有一个大概的表述：“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与民主法治相联系的只有一个法律，而且是在意识层面。当时我自己感觉这样一种表述是很不到位的，就在一个研讨会上提出，和谐社会的政治内容与根本途径是民主法治建设。两个月之后，看到胡总书记的讲话，第一个内容就是民主法治，我感觉异常兴奋。为什么要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位呢？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取决于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对社会利益（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益）的分配是否认可，或者说是否感觉公平。如果大多数人感觉不公平，就会出现社会的混乱。如果不公平超过了弱势群体的心理忍受能力，就会出现社会的严重动荡，乃至政权的更迭。那么各种利益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来分配的呢？答案是公权力。因而公权力的产生、运作理念与方式即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成为社会动荡不安还是和谐的根本要件。迄今为止，公权力的产生与运作模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专制的人治的模式，一种是民主的法治的模式。专制的人治的模式，历史已经证明，由于打天下坐天下，由于世袭制，由于缺乏对掌握公权力者人性弱点的有效制约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最终都腐败透顶，老百姓被搜刮地无可奈何，象陈胜说的,“今亡亦死,举大义亦死”，于是乎农民起义，起义军的领袖登上龙庭坐上龙椅，新的朝代诞生了。但由于还是老一套的制度，开始还奉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后来就逐渐积弊成习，皇上大兴土木，官员营私舞弊，到了极限时，不是被内部推翻就是被外敌入侵。所以中国社会老是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已，没有和谐。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和法治。没有民主，朝廷命官，官员就不对老百姓负责，对下寻租，颐指气使；对上行贿，奴颜婢膝。

由于早在古希腊就有民主法治的雏形，加上宗教文化的影响，社会方面的权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后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西方在这方面觉醒得比我们早。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起初英国的洛克提出分权，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写了《论法的精神》，提出三权分立，卢梭提出人民主权的理念。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制定了宪法，按照这些理念确定了民主法治的宪政制度。再加上后来不断完善，民主法治逐步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因为公民和各个利益集团有了有效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西方发达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相对和谐，这其实是政治制度使然。

中国对这个问题开始有认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者，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万方来朝，怎么就被那么几艘军舰，那么几个洋鬼子干败了呢？于是有识之士就找原因，武器不行，技术不行，起初是买军舰，后来办洋务。但在甲午海战中亚洲第一水师还是被日本人打败了。于是终于醒悟：是高级指挥员和指挥系统的问题，就是官员的问题，是选人用人的制度问题。于是有了严复等的西天取经，有了百日维新，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支持维新的光绪帝被囚禁瀛台,失去了人身自由。八国联军不过一万人就把中国给殖民地化了，所以，由于内外交困，最高统治者慈禧老太后也松了口，于是有了晚清五大臣出国考察，先从我们秦皇岛上军舰到上海,然后出发；有了《钦定宪法大纲》；有了辛亥革命，有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有了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的五四运动。

中国历史上也有走上宪政或者民主法治道路的机遇。可是利益和历史的惯性使得我们没有把握住。晚清中国第一次失去了走向民主宪政的机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那时中国共产党对搞联合政府是真心诚意的，重庆谈判后，毛主席都派人到扬州去找房子作为副总统府呢。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也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在1940年就有认识，大家可以看看他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先生曾访问过延安，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政权如何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周期率的谈话。黄炎培先生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问得是期望殷切，毛泽东答得也干脆利落：“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毛主席只知其一不其二。他忽视了民主的保证——法治。一次一次的出于社会公平目的的大民主的政治运动，把中国推向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可不是吗？最近我收到两个手机短信，“副职的四点意思 ：干好没啥意思，不干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多你啥意思？”；“做人的不如作狗的受宠爱，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在行的不如外行的提得快，忽悠的不如敬业的更豪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家一把手 “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制度就是这样安排的呀！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没眼的。做形式主义样子活儿的吃香。您不仅不能情系百姓，胸怀远大理想抱负，创造性地为革命拼命工作，还可能走向反面呢！就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制度，朝廷命官，你就只能唯上，只能认真研究官场潜规则，通过各种方式密切联系领导。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吗？大家看，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们的银行是人民银行，我们花的钱不叫中国元而是人民币，我们的公园叫人民公园，我们的广场叫人民广场，这真真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啊！可由于缺乏制度方面的保证，就只能民主过少而集中过多，就只能是电视剧《李卫当官》里有的一句台词：“大人哪，老百姓也帮不上咱啥忙啊！” 人往高处走，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平庸无比，但人家把领导伺候得好，仕途一帆风顺，已经司局级地厅级；而你却默默无闻，还是个副处级科级股级，你心里能平衡吗？列宁说，几何公理遇到个人利益也会被说成是谬误。于是乎，领导说上东咱不上西，领导说打狗咱不打鸡，领导说树上长鸡蛋咱就说我亲眼见。会说假话会奉承了，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初级阶段，不过能满足领导的心理需求。可是人家领导还有物质需求呢？所以你要送，送得到位。最终水到渠成，你就升迁了。可从此，你不再认真了，可你还要收回成本，而且你还要增值。结果呢？不定什么时候，组织找你正常谈话，其实是东窗事发了，把你“双规” 了，几个月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老先生哪里去了。这样，你就走向了你原初理想人格的对立面，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里面当然有个人主观的原因，个人的操守，定力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是制度在你不知不觉中把你送上了绞刑架。说白了，是制度在逼良为娼！所以小平的话真是深刻啊！所以他提出了民主法治建设，所以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成功的标志。即使后来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政治改革家们一度噤若寒蝉，毕竟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新的领导集体又提出了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政治改革更多的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上还停留在浅显层面。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加强立法工作，比如行政改革，比如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但还没有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树根不动，树梢白摇晃。下面谈谈自己关于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些看法。

总的说来，民主法治建设要渐进有序，中央在白皮书里说了，这是规律。要分为两种建设，一个是党内的民主法治建设，一个是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并且以前者带动后者。

党内的民主法治建设我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的民主选举，一个是党内的监督制约。

党内的党代表选举大家都知道，各单位选举的时候一般是两个候选人，一把手和一个中层干部。划票的时候左右都是人，你不敢不划一把手。候选人提名方式有问题，投票也不符合秘密划票的原则，候选人也不发表演说，也没有候选人回答党员们提问的程序。所以选举就是一个走形式。这样的选举我们可以罢选，因为这不符合党的要求，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权力。毛主席的秘书李锐老先生在十六大之前曾给中央写信，提出十六大做准备，十七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进行竞选。当然党内的选举怎么搞应该有一个详尽的设计。但必须要开始了，没有真正的选举就没有民主，就没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啊，依法执政就根本谈不上了。党代表要真选，要专职化，不能一开会就好几千人，有四、五百人就足够了。取消政治局这个层次，有常委会就足够了。

只有民主选举还不行，人性是有弱点的，美国人把官员看成潜在的犯罪分子，看成潜在的犯罪团伙。若是没有制约机制，人选上来之后要是没有人看着也会不好好做事，会做坏事。列宁的时候是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两个平行的委员会，一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中纪委。两个委员会平行。这样之后还是有一个问题，中纪委不能直接处理中央的问题，所以党的代表大会要每年开一次会，还要有一个常委会。地方也可以用这个模式，纪律检查也可以垂直领导。现在没有机构能够管党，人大不行，舆论不行，人民更不行。所以现在比较有效的还是要加强党内的监督制约。现在纪委感觉自己很委屈，但也有自己的问题，“双规”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不违宪的办法，应该赶紧探讨。

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一要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二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要提高司法权和检察权的地位；四要有一个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让中国的宪法具有可司法性。

党的领导和人大的最高权力，有人说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悖论，两个第一。其实不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即按照党的基本理论、纲领和路线，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实现党的领导。我讲过这样一个方案，人大每年一次会，在人大开会之前，开党代会，把你的大政方针、立法建议定下来，交给人大，就实现了党的政治领导；把你的人大、一府两院的干部候选名单定下来交给人大，就实现了你的组织领导；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就实现了思想领导。党委平时的任务就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调查研究，对干部培养和考察，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纪委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检查。党委就不要对平时的重大问题还要进行研究了。法院的重大案件你要研究，人大的问题你要研究，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也要研究，这样是不行的，你已经把自己的人推上了执政岗位了，就不能再垂帘听政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机构和人员就应该精简,可人到哪里去啊?中国的警力严重不足,警务室还要进村进社区,可以去当警察嘛,只是不要去当法官,否则,贺卫方老师要写《论党务干部进法院》批评我们了。看这样一个思路是不是顺畅了？节约了？当然，这涉及我们党是否有创新的智慧与勇气的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需要改革的，不改革就难逃橡皮图章的厄运。一个是人大代表制度；一个是选举制度，一个是监督制度。还有政协现在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可我要不采纳怎么办？所以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应该讨论，要创新。时间关系不多说了。

司法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国家权力就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我们司法权的地位太低了，应该提高。当年，孙中山搞了五权宪法，我们可以搞三权，也可以搞四权。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检察权。《2005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并没有提不能搞三权分立，我看是比较务实与清醒的。怕什么?分立了不还是我们党的人去执政吗?司法权的地位要提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才行。

中国的宪法现在不具有可司法性。一是因为我们的宪法不象一个规范性的文本，更象政治宣言，不好操作和执行；二是没有宪法法院。有人认为这样的机构可以设在全国人大，我认为不妥，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会让它难以管家里人，难以对人大的规范性文本和人大人员行为是否违宪做出公正的裁决。有人认为可以像美国那样，把司宪权给普通法院，给最高法院，我赞成这样的设想。关于司法改革和宪政这方面的问题，同志们可以在网上看看北大贺卫方教授等学者的文章。

有人说，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是等死，进行政治改革是找死。没有这样的两难境地，这是形而上学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只不过需要我们党既要审慎又要积极，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大胆进行改革，要有在动态中进行改革的大智大勇，要创造条件，量变积累，适时进行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最终完成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要求的根本质变。从而形成“好人能充分做好事，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制度和机制。

现代社会是分化、多元化的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都有不可剥夺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力。这就要求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以便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设计，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和尊重少数的原则，来整合民意，从而和平、有效地协调利益矛盾，解决利益冲突。因此，公共权力必须民主产生，必须受到制约，从权力的来源上和权力的互相制约上，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

我和普通老百姓唠嗑的时候，他们大多说中国政治没个好。我和老干部老教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50年。我没有这么悲观。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包括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法治建设基本完成应该还有大约有１３年左右的时间。我的意见是，18大完成党内的民主法治建设；十一届全国人大做准备,十二届人大进行部分改革,十三届人大全面完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还要有一个前提，在这十几年里，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中国不能乱，必须绝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

      民主法治建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民主与法治是一把几千年的锈迹斑斑的巨锁，10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开，而这个问题恰是中国几乎所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谁能找到钥匙并把它打开，谁就是继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一代伟人。恩格斯说，普鲁士政府的昏庸腐败是由于臣民的软弱无能，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你是这样的臣民你就只配有这样的政府。所以需要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社会的发育，需要个体素质的提高。所以这伟人，也许不是某位政治家，也许是美国《时代》杂志所说的2006年的年度人物——YOU！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个个体，是我们大家，是觉醒的具有崇尚民主法治精神的个体的合力。有了这个合力，才能让中国走上民主法治或者叫民主宪政的道路，有了民主法治，公权力才能公平分配社会的政治权利，物质利益和文化权益，才能为和谐社会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