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丹火现象”的背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忙于拨乱反正，忙于经济建设，我们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因而市场经济造成的趋利性不能得到控制。结果就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官本位思想、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泛滥。评价一个人不看他任何别样东西，德行啊能力啊全不看，就看你是否有钱，你是否给我钱。那可真是“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傍大款成为时尚，只要有钱二奶三奶都可以做。没有了廉耻羞辱之心，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办事需要求人，但求人办事不拿钱是简直是无知的表现。这就是拜金主义，是货币拜物教。农民进城到商场看看金首饰，打听多少钱，服务员就不屑一顾，你买得起吗？真成了一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了。看人不看是否德才兼备，而是看是否拥有高档轿车，是否拥有别墅，是否拥有其他的高档消费品。所以大家都穿名牌，带名表，喝名酒，抽名烟。“你看我这鞋阿第达的，衣服克林顿的，裤子普希金的，皮带叶立钦的。”这就是商品拜物教。要是你当了官就更不得了，人们都围着你转，你就什么都有了。于是乎人们都奔走在通往官场的独木桥上，一直到现在，官道上还是那么拥挤。 “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者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便同陌路人”。在位的时候你可能前呼后拥，门庭若市；一旦你不在其位，就有可能成为孤家寡人，门可罗雀。这就是官本位思想。有了钱，有了东西，当了官就既有钱又有东西，那么然后做什么呢？吃喝玩乐，追求个人的欲望的满足。没有理想没有操守，甚至没有了做人的底线。人格、气节、骨气这些碍手碍脚又不顶用的东西统统不要了。只剩下最有用的东西：本能的驱动和病态的虚荣。“跟着感觉走，任地下的水在流”，“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何不潇洒走一回”，一时间在卡拉OK舞厅里，在大街小巷中回荡。这就是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以上这四个小鬼闹中华，就造成了当今的的道德危机——诚信缺失与人际冷漠。
现代人到底缺什么？也许还缺这缺那，但最缺的是精神家园。现代人成了精神上的流浪汉，成了流离失所者。他们失去的不是房屋而是失去了信念和信仰，失去了精神归依，丧失了内在的定力，一切都跟着感觉走，不是顺潮流而动，就是逐水草而居。那里水草丰美，就奔向哪里，全凭市场调节，任由资源配置，背井离乡，茫茫然不知所往，飘飘然不知所归。
我的博友王旭做如是说：
理性的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正在退化，越来越不健全和非人格化。在物质文明丰沛的工业社会中，人像物一样受到了控制，被控制者和控制者都被物化、体制化，服从于物的规律。当代生活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而消费构成了人的动因。人们是盲目的，消费者自以为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却浑然不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
利益重于一切，现代工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创造需求；然后再编制美妙的谎言，通过各种渠道来诱惑人们消费；广告极力鼓动着人们，并用甜言蜜语给他们灌下迷魂汤；仿佛即刻就可以把所有的幸福，搬至任何一个人的家中；意志不坚定的人们，在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只有束手就擒；飘飘然，十分受用，从而也就成了接受满意服务的上帝。今天的大众传媒就是这样虚拟着一幅幅华丽美妙的图景，而人们，正在为此付出迷失自我，进而丧失自我的代价。人们不经过自己的思考便去行动，不断听从传媒的鼓躁，被铺天盖地的广告牵着鼻子走，诚然他还是“自由”的，因为他有权决定买哪种商品，决定接受哪个商家的诱惑。人们被一种强烈的掠美冲动所驱使着，即购买最时尚的、最能显示身份的东西，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又会感到厌烦。人们所希求的东西，往往在未得到之前以为比什么都好；但得到之后，又不免大失所望，他们仍在厌倦之中挣扎；只能通过不断地占有，满足自己对某物的支配和安全感；而这种体验的次数越多，也就越加重了绑缚心灵的枷锁。盲目的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人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不断地刺激更大的、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消费欲望。在疯狂的消费中，消费对象和消费者本人都已被物化了，每个人都成了社会这个庞大的消费和生产机器上的齿轮。这种市场机制对人的人格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于情感也成了消费，随着人成为人格市场上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演变成为消费和交换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件商品，由他的交换价值，例如他的外貌、学历、地位、权力、收入、社会关系，混合而成的商品。人们期望自己卖上好价钱，期望与那些价格稍高的商品，打交道，以便于通过接触，寻找更大可能性的获利机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消费和交换显然大大加速了人的物化。他们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并以此来衡量判断，就是把自己当作商品并以交换价值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使人们对他人，尤其对自己都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念。
人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发掘自身潜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而是在不断地考虑着如何在出卖自己的过程中获得成功。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及其所创造的，都变成了外在的，与他自身脱离的东西，变成了供他人判断和使用的东西。他的自我同一感就像他的自尊一样被动摇，我不再是我，而是由他所扮演的所有角色构成，我就是你所需要的我，人们失却了自我，而发展的只是那些最适合出售的特质。人们是如此孤立无援，自我在市场竞争中早已消失殆尽，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们的销路。
社会需要社会成员认同的道德规范体系的维系与支撑。
一个社会要和谐存在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是不行的，还要有政治来保证，还要有道德来保证。道德和法律都是约束人的规范。法律是硬约束，但要所有的社会问题，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来用法律来解决，就成本太高了。而且有很多领域法律不能管也无法管。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而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诚信友爱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诚信友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使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爱还可以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事业的成功。人们只有彼此信任，相互帮助，才能够平等相处，合作共事，从而保全个体的利益，使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诚信友爱不仅可以给社会带来功利化的物质成果，而且也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它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使人们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做人的价值和尊严，体验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幸福，甚至激发生命的创造力。如果说，社会是一个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制度规范构建起来的组织严密、功能齐全的系统，那么，诚信友爱就是这个系统内部各个构件之间的纽带或润滑剂，它使社会充满色彩和活力，富有浪漫和温馨。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这三种道德就把整个社会的法律不能管也管不了的全管了。
道德是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要存在要发展要和谐，就必须有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可并遵守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否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矛盾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矛盾就永远无法解决。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无法相处，利益群体之间就不能相处，这个社会就必然陷入混乱纷争，最终走向崩溃。
中国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人给我们起草了这种道德价值规范体系。这个人就是春秋时期的孔夫子，它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后来战国时期又出了孟子，它是儒家的亚圣。他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从文化上维系着中国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当然还有道家学说，还有佛教学说，也都在起作用。但儒家是主流意识形态，大家都尊孔，起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孔子的道德学说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具体内容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还讲理解万岁——“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诉官员要“为政以德”。教导百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这些不仅仅影响读书人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而且各种道德规范被后人不断推广，深深渗透到每个中国人血液里，哪怕是贫民百姓也是如此。由于信其学说，也就什么都相信他们的，我们老这么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可是两个坎啊！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你能活过孔子？人家可是至圣啊！你能活过孟子？人家可是亚圣啊！其实没有什么坎儿，就是对孔孟太崇拜了，这在心理学上叫晕轮效应。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不是因为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认为儒家道德学说一无是处，而是因为从汉朝董仲舒以来的“三纲五常”等规范把原始儒学的糟粕部分推向了极端，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惟小人与女子最为难养也”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变成了“三从四德”。女人必须“三从”——“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还要讲“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这太压抑人性，所以鲁迅才在《狂人日记》里说封建礼教“吃人”，五四运动才高喊“打倒孔家店”。这里并不是说儒家的道德学说没有问题，只是论证一个社会要和谐存在并发展，就应该有一个道德体系来解决大家的矛盾和纷争。孔孟之道在几千年里就对中国起着这个作用。现在其实也起作用，尤其是对四十多岁以上的人起作用。大家对新新人类感到非常担忧。觉得他们太颓废太自私太没有责任感。你放心，若干年之后人家就会给你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人家就会给你来一个综合，传统与现代的综合；给你来一个中西合璧，既能刚健有为，又能厚德载物。我们中国在海外已经建了100多所孔子学院，说明了什么问题？当然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他们要学我们的语言，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以便于和我们交往。但同时也说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也有问题，需要有以社会为本位的学说来进行一下综合。否则，他们的社会也难以为继。整个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中西乃至其他民族的文化与道德观念的综合，从而为构建美好的前景——和谐世界提供思想道德支撑。21世纪就是这多种文化综合或融合成新的文化形态的世纪。博士们请听学士一句话：千万不要用“a就是a、b就是b，除此之外全是鬼话”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明。
许多人怀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主席雄才大略，因为那个时候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好，还因为毛主席非常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老百姓尤其是现在的弱势群体，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性而怀念他。还有就是毛主席给人们以精神道德支撑。当然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头脑在思维，只有经典作家的作品可以看。林彪还简而化之，弄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时候没有思想自由，谁自由谁就是思想政治犯。但是毛主席毕竟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套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认可并且遵守的道德体系。一个就是白求恩精神。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另一个就是雷锋精神。“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些理念在“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人们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社会需要核心价值观观念的支撑,而主流意识形态由于苍白无力的说教,却在文化广场的边缘自说自话——“于丹火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于丹冰现象”的背后
正如《深圳商报》所指出的：
事实上，这些貌似高端的批评只会引发公众更多的嘲讽，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言论偏离了启蒙大众的民意轨道，而成为缺乏大众关怀的言论霸权。
于丹不同，她走出的是象牙之塔，登上的是大众传播讲坛；她疏离的是拒草根于千里之外的故纸之堆垒，拥抱的是民间求知的情怀。
如果说于丹的解读过于生活化，过于抓住大众之心，那是其优点。何况，她并没有将自己的解读视作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教材，而以“心得”的名义向大众售书，感性的自我定位已经明确。若果，十博士和黎鸣们抵制和批判的是理性意义上的学术《论语》和《庄子》，那是找错了批评的对象。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本《论语》和《庄子》。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家对于孔、庄的解读是不同的，但这些解读要么解构、要么建构，但都和草根大众绝缘；而于丹的款款心曲下的《论语》和《庄子》，则仿佛送给草根大众两位亲善而又睿智的老人，解惑了现代人心的诸多困扰。
于丹在《论语心得》后记中说的很明确，人家讲的是心得。不是学术的考证与解析，是心得。而且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论语》心得，是作为个人生活的《论语》心得。再说准确性问题，孰能无过？而且基本上是准确的嘛，是把握了《论语》人生观的精髓的。
以上分析是给人留了面子的，不过是对“冰现象”的制造者的理性层面进行了分析，不过是指出了博士们的象牙塔情结，属于思维方式问题。
但我还是禁不住请博士们考问一下自己的感性层面或潜意识层面：于丹不是博士却这么火，我们博士的脸面哪里放？这里有没有非理性的嫉妒心理作祟？如此不系统不完整不认真考经据典根本不能算上什么学者却讲这么多的课售这么多的书因此挣了这么多的钱，怎能不让我们博士们患上红眼病？如果有这种心态，您就这样想：谁让咱讲课太学究气大众听不懂了？谁让咱舍不得象牙之塔，不象人家于丹教授把学问与社会紧密结合，早早做了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中央电视台策划顾问因而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再说了，在象牙塔潜心研究也是相当得有价值，可以为于丹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提供学术的基础和材料。多好的社会分工啊，不应该有什么心理不平衡才是。
结论：于丹现象的背后——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有了孔子；中国的现实文化和生活方式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少了孔子！因而火起！社会缺乏宽容精神，学者不“叩其两端”，仅仅有自我视角而缺乏非我视角看问题！因而冰冷！
